陈辰甚至没有允许我搭坐他的车。
外面暴雨，我就这样被赶出门外。
一阵强烈的光照射过来，晃的我眩晕，车停在我的身侧。
周时逸不顾暴雨，将我拉入车内：“师姐，下这么大雨怎么还在外面乱晃呢？”
我擦干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的液体，没有回答。
周时逸依旧自顾自的分析我：“师姐，你做事自有你的道理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银行经理的谋杀案与你无关，我相信。”
我看向他，感谢他对我的认同。
下车时，他伸出头来：“师姐，明天见哦。”
俊朗极了，就像是曾经陈辰对着我说话一样，意气风发。
一夜无眠。
我坐在床上边哭边呕血。
我不知陈辰这些年过的是否如意，我不如意就对了。
那年他将我遗留在苏州车站，我几经周折才回到上海。
走出车站的那天，上海遭到轰炸，徐家老宅毁于一旦，没有人活下来。
我带着对侵略者的痛恨做了一名战地记者，记录着惨无人道的杀戮和家破人亡的痛苦。
然后被诬陷为地下党，抓入地牢。
那是我最痛苦的回忆，身体也是从哪个时候开始不属于我自己的。
不知什么原因，英军的来袭让日军军阀连夜出逃，我有幸再次见到祖国的太阳。
再次露面，便是这北平百乐门的舞女身份。
风铃作响，我擦干眼泪，打扮好自己，又开始了混沌的一天。
